《官场现形记》写的是官场,可你若把书里的人物排一排,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:官员与商人,常常是同一张脸。他们今天穿着官靴坐堂,明天就换上便服谈生意;他们用官位做生意,用生意养官位;他们之间的界线,早已模糊得几乎看不见。李宝嘉敏锐地抓住了一个时代的巨变:晚清的地方社会里,官与商正在从“上下”变成“合谋”。读懂了“商与官”,就读懂了晚清社会权力结构的深层变动。
先看这条“官商通道”是怎么打开的。晚清有一条制度性的捷径——捐纳。商人有钱,可以花钱捐一个官衔或官位;一旦有了官的身份,他做生意就方便多了:可以包揽官府的业务、可以借官府的名头压人、可以在打官司时占尽优势。反过来,官员有权力,可以做“官商”——利用职权经营买卖、放贷、开铺子,把权力换算成银子。也就是说,官与商之间,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;恰恰相反,银子与权力,随时可以互换。
这条通道一旦打开,官与商就结成了一种“共生关系”。官员需要商人:需要商人的银子来打点、进贡、维持排场;需要商人的路子来办那些不便亲自出面的事。商人需要官员:需要官员的保护、批文、项目、摆平麻烦。于是,双方各取所需,互相输送。在这个过程中,最典型的产物,就是所谓“绅商”——既是士绅、又有官衔、还经商办实业的复合身份。他们游走于官场与商场之间,如鱼得水,成为晚清地方社会最有权势的一群人。
这种合谋的核心,是“利益的交换”。官员给商人办事,不是白办,要收“好处”;商人给官员输送,不是白送,要换“方便”。一场生意里,官员拿回扣、商人拿项目,双方都从百姓身上分一杯羹。《官场现形记》里写办实业、办工程、办差事,处处可见这种“官商分肥”:一个项目批下来,先要打点各级官员,再要照顾各路关系,剩下的才用来“办事”——而真正用于实事的部分,往往少得可怜。这不是官商各自贪一点,而是官商合力,把公共的资源变成私人的红利。
最能说明这套合谋的,是那些“官督商办”式的企业。晚清的许多实业,名义上是“官督商办”,实际上常常是官与商的合股分利:官出政策与保护,商出资本与经营,利润按约定分配。可这套模式有个先天的毛病——官有权的强势,商有钱的算计,两者的利益一旦不一致,吃亏的总是“公事”与“百姓”。而更常见的情况是:官商串通,把“商办”的壳子当作“官捞”的通道,最后企业亏空,官员与经办商人却各自中饱。李宝嘉写这些,写的是“生意”如何吞掉“公事”。
在这套合谋里,最锋利的一个细节,是“身份”的互相背书。商人买了官衔,就获得了“体面”,从此说话有分量、办事有门路;官员结交了大商人,就获得了“财源”,从此打点、进贡、置产都不愁。双方用彼此的“名”与“钱”,为对方做了背书。这就形成了一个“越滚越大”的循环:商人越有官的身份,生意越大;官员越有商的支持,位置越稳。到了晚清,许多地方上真正有势力的,已经不是纯粹的地方官,也不是纯粹的商人,而是这种“官商一体”的混合体。
把这种合谋放到历史里看,它其实是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重要信号。传统中国的秩序里,有“士农工商”的排序,官与商之间有一道“体统”的隔膜;虽然私下往来难免,但明面上仍有分寸。到晚清,这道分寸被彻底打破了——官与商不仅往来,而且合流;不仅合流,而且互相“供养”。这意味着,权力已经不再是公共的权威,而成了可以入股、可以分红、可以合伙经营的“资源”。一个把政权当成生意来经营的体系,它的公共性,就已经名存实亡了。
这种合谋给百姓带来的,是双重的盘剥。官员要捞钱,要在百姓身上加税、加派;商人要赚钱,要在百姓身上抬价、放贷、垄断。当官与商联手,百姓面对的就是一个“前面是官、后面是商”的夹缝——既躲不开官府的摊派,也逃不掉商人的算计。李宝嘉写这些的时候,笔调里有一种沉重的同情:他笔下那些被逼得卖儿卖女的百姓,往往正是这套“官商合谋”最直接的牺牲品。官与商分红的时候,分的是银子;可银子的来处,是百姓的血。
更耐人寻味的是,这套合谋还给“腐败”提供了一套“合理化”的语言。商人们会说:“做生意哪有不打点关系的?”官员们会说:“办事情总得有人跑腿出力。”于是,原本见不得光的交易,被包装成了“人情”“行情”“惯例”。当官商合谋成为一种“正常的经营方式”时,整个社会对它的道德警惕,就一点点松弛了。这种“集体的默认”,比个别的贪墨更可怕——因为它意味着,一个社会已经不再把“官商勾结”当成丑事了。
所以,“商与官”这个题目,是《官场现形记》里最接近“社会学”的一章。它写的不是几个贪官,而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病变:权力与财富合流,公共与私人混同,秩序与生意边界消失。李宝嘉用大量生动的故事,把这种病变切开给读者看——你会看到,一个地方社会里,谁是真正的“主人”:不是名义上的官,也不是纯粹的商,而是那个掌握了“官商两栖”身份的人。
读“商与官”,我们也应当把它当成一面照向现实的镜子。在任何时代,权力与资本的过度合流,都是社会健康的大患:它会让规则向有钱人倾斜,让机会向有权人集中,让普通人的努力变得不值钱。李宝嘉没有开药方,但他把病症画得清清楚楚——一个健康的社会,需要权力与资本之间有清晰的边界、有公开的规则、有有效的监督,否则,“商与官”的合谋,就一定会在某个角落悄悄生长起来。
若你想看清这条合谋的链条,请留意书中那些“捐官”“官督商办”“打点关系”“利益分成”的段落:一个商人如何花钱买官衔、一个官员如何做生意、一个工程如何在官商之间被瓜分、一笔公共的银子如何变成私人的红利。把这些环节连起来,你会看到一幅晚清地方社会的权力地图——在那张图上,官与商手挽着手,而百姓,站在他们共同的对面。读完你会明白,这部书写的从来不只是“官场”,而是官场背后那个更大的、更需要被追问的社会结构。
【参考文献】李宝嘉《官场现形记》;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;阿英《晚清小说史》;〔美〕罗威廉《汉口: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》;马敏《官商之间: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