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官场现形记》长着一张“骂人”的脸——它揭丑、嘲讽、鞭挞，读起来常常让人拍案叫绝。可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一部“骂官场”的书，就低估了它。它其实是晚清一种特殊文学现象的代表，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为“谴责小说”：作家们用小说的形式，把社会的丑恶一件件摆到读者面前，让大众在阅读中完成一次集体的“惊醒”。李宝嘉和他的《官场现形记》，正是这类小说的开路人。理解“谴责小说的社会功能”，也就理解了《官场现形记》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“风行一时”。
先看这种小说的“出身”。晚清有一批作家，如李宝嘉、吴趼人、刘鹗等，多在报馆工作，兼写小说。报纸是他们的阵地，小说是他们的武器。那时候，报纸与小说是大众获取信息、了解时局的主要渠道；一部讥讽官场的小说，往往连载在报上，读者天天追着看。也就是说，“谴责小说”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“公众性”——它不是写给书斋里的文人看的，而是写给市井中的大众看的。它的使命，是把社会的病，用最通俗、最有话题度的方式，摊到大众面前。
这就决定了它的“功能”与传统的文人小说不同。传统的才子佳人、历史演义，多是“讲一个故事”，让人消遣或怀古；谴责小说的目的，是“照一面镜子”，让人惊醒与愤怒。它把官场的丑事编成故事，把那些本在小圈子里流传的“内幕”，变成街谈巷议的公共话题。李宝嘉写《官场现形记》，某种程度上是在做“舆论监督”的工作——他让读者看清：那些高高在上的“大人”，原来是这样一群货色。这种“揭穿”，对一个长期被官威笼罩的社会来说，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。
谴责小说的另一个社会功能，是“集纳式”的现实记录。因为它常常把多件的真事、多种的丑态，编进一部书中，所以它不仅是文学，也是“社会史料”。《官场现形记》里写的捐官行情、候补困境、节礼陋规、官商合谋，桩桩件件都对应着晚清社会的真实状况。这就使得这类小说，超出了“消遣读物”的范围——它成了一部“世相档案”。今天历史学家研究晚清官场，常常要从《官场现形记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这类小说里找材料，正是因为它们“记下了”正史未必肯记的东西。就此而言，谴责小说确实做到了“笑骂皆史”。
不过，这种“集纳”也带来了它的弱点。鲁迅在评价这类小说时，一方面肯定它们“命意在于匡世”，另一方面也指出它们“辞气浮露，笔无藏锋，甚且过甚其辞”——也就是：揭丑揭得痛快，却常常失于夸张、零碎，缺乏深度与含蓄。与《儒林外史》相比，谴责小说往往少了一份“悲悯”与“克制”，多了一分“直露”与“热闹”。这不是它们不真诚，而是它们的身世决定的：它们是报纸上赶出来的、要讨好大众的“连载”，天生带着“急就章”的基因。文学上的不精致，换来的是传播上的巨大影响——这本身就是一种取舍。
更深一层看，谴责小说的兴起，本身就是一个社会“病入膏肓”的信号。为什么晚清会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“揭丑”的小说？因为那个时代的问题太集中、太刺眼：吏治烂了，国势衰了，外患重了。作家们忍不下去，只能借助小说大声疾呼。也就是说，谴责小说的繁荣，恰恰印证了它所批判的那个社会的危机。一个健康的社会，也许不需要这么多“现形记”；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，才需要用这种最直白的方式，来唤醒麻木的国民。
而它唤醒的对象，也值得一提：不是朝廷，而是“读者”。晚清的这些作家，多半已经不指望“上达天听”；他们更现实地选择了“下启民智”——让普通读者先看清自己的处境，再谈改变。这种“面向大众”的写作姿态，是中国文学里一次重要的转向：文学不再只是文人之间的唱和，也不再只是帝王的“观风”，而成了大众觉醒的工具。谴责小说、以及同时期的报刊、白话文运动，共同构成了晚清“启蒙”的一部分。
当然，我们也要分清谴责小说的“批判”与“价值”。它骂贪官、骂滑吏、骂官场风气，揭的是“病象”，可它很少去追问“病根”——也就是那套产生贪官的制度。它让读者恨“坏人”，却没有引导读者去想“坏制度”。这是它的局限：它的愤怒是真实的，可它的思考，往往止于道德层面。也正因如此，《官场现形记》读起来很“解气”，但读完却容易生出一种无力感——因为那个制造这一切的体制，依然岿然不动。
把《官场现形记》放到中国小说的谱系里看，它的位置就很清楚了：它上承《儒林外史》的讽刺传统，下开近代“社会批判小说”的先河。它把“小说”这种原本供人消遣的文体，变成了一面照向社会的镜子、一支投向黑暗的投枪。它的艺术成就不如《儒林外史》，可它的社会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——《儒林外史》是文人的沉思，《官场现形记》是大众的怒吼。两者合起来，恰好构成中国讽刺文学的两极：一极是含蓄深沉，一极是直白激越。
也可以这样理解它的“公共性”：谴责小说其实参与塑造了一种早期的“公众舆论”。在它之前，普通百姓对官场的了解，多半来自道听途说或官府的告示；而这类小说把官场内幕系统化、形象化地讲给大众听，让“官场”第一次成为街谈巷议中可以被审视、被议论甚至被嘲笑的对象。这种“把权力放到大众目光下”的效果，本身就带有启蒙意味。李宝嘉们用小说做的事，某种意义上与今天的舆论监督相通——让那些习惯躲在帷幕之后的东西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一个社会能否容忍这样的“现形”，往往也是它自我更新能力的一种刻度。
所以，“笑骂皆史”这四个字，是对《官场现形记》最公允的一句评语。它笑着骂着，把晚清官场的丑态，一笔一笔地记成了史；它让后人得以看见，一个即将崩塌的帝国，它的官吏，它的风气，它的病症，究竟是什么样子。文学的价值从来不止于“美”——有时候，一部揭丑的书，比一百部粉饰的书，更接近一个时代的真相。
若你想理解谴责小说这种独特的“文体功能”，请把《官场现形记》与《儒林外史》对照着读，再想想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《老残游记》等同类作品：它们共同构成了晚清“以小说论时事”的潮流。读完你会明白，李宝嘉的那支笔，不只是在骂人，更是在为一个昏睡的时代，敲响一记响亮的锣——锣声刺耳，可正是这刺耳，才让一些装睡的人，闭不上眼睛。
【参考文献】李宝嘉《官场现形记》；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；阿英《晚清小说史》；欧阳健《晚清小说史》；陈平原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