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里，《项羽本纪》是最不合“体例”的一篇，也最能见出司马迁的胆识。本纪者，帝王之谱系；而项羽终其一生只是“西楚霸王”，既未称帝，也无传国，按例当归世家、或入列传。司马迁却把他抬进本纪，与秦始皇、汉高祖并列。这不是疏漏，而是一次庄重的宣示：史书的尊位，不专属于成败，也属于气魄与影响。
于是我们读到一连串近乎电影镜头的场景：巨鹿之战，项羽“破釜沉舟”，以一当十，诸侯“无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视”；鸿门宴上，座次即是权力，举杯即是杀机；垓下之围，四面楚歌，他帐中夜起，慷慨悲歌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”，虞姬和之，左右皆泣；到乌江边，他仍说“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”，自刎之前把头颅送给故人吕马童去领功。这样的文字，笔力千钧，却并不为尊者讳。
篇末“太史公曰”分毫不假辞色：“自矜功伐，奋其私智而不师古。”他批评项羽迷信武力、不学古人、不知自省。于是我们看到一件罕见的事：在同一篇文字里，同情与批评并存——他既为英雄的穷途落泪，也冷静地指出这条穷途是性格亲手铺就的。这种“既爱且责”，正是《史记》高出后世许多史书的地方。
为什么偏袒？司马迁自己受过最不堪的屈辱（李陵之祸、身受腐刑），他对“不肯低头”有一种切肤的敬意。但更深一层，他借项羽写出了英雄叙事与历史理性的冲突：性格即命运，气魄既能成就一个人，也能毁掉一个人。把《项羽本纪》与《高祖本纪》对读，对照更清楚：项羽是旧贵族的最后余晖——重然诺、讲体面、宁折不弯；刘邦是新兴的现实主义者——能屈能伸、用人如器、不以小节自缚。历史的车轮碾过前者、选择了后者，而司马迁偏要在史册里，替被碾过的那一个留下一座纪念碑。
因此，《项羽本纪》不只是一个人物的传记，更是关于“何为英雄”“历史由谁书写”的追问。钱穆论史，每强调于制度与人事之中见“时代之精神”，此篇正是绝佳的样本；李长之更以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”立论，指出史家主体的情感与判断如何渗入笔端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最好的历史写作从不满足于记录胜负，它还要在冷硬的因果之外，替人类的不屈与失败保留一份体面——这份体面，恰是文明最柔软也最坚硬的部分。
也正因此，“本纪”这一体例在项羽身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：它不再只是血统的登记，而成了“影响力”的加冕。后世论史常以成败论英雄，司马迁却早早立下另一种尺度——一个人若曾以一己之力改变天下的走向，便足以在史册中占据与帝王比肩的位置。这是史学的宽容，也是史学最深沉的野心：它记得胜者的功业，也不肯忘记败者的分量。
【参考文献】司马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《高祖本纪》；鲁迅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；李长之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；钱钟书《管锥编》（论《史记》笔法）；〔日〕泷川资言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。